陸灝先生寫的紀念徐文堪（1943-2023）先生逝世兩周年的文章《徐文堪先生的信》（2025年1月4日《澎湃新聞·上海書評》），公布并摘錄了一些徐先生寫給他的信。其中寫于2010年3月30日的信還提到我寫佛學家呂澂（1896-1989）的一篇文章（即《從藝文美學到梵藏玄言》，《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第84期，2010年3月28日）。徐先生和我都是陸先生編輯的《上海書評》的作者，學術興趣多有重疊之處，彼此的文章也常相呼應，以至于陸先生曾多次對我說過“你們才是知音”一類的話。看過《上海書評》的讀者和朋友，有不少人誤以為我和徐先生很熟，其實除了電郵和書信的往來（書信也都是徐先生寫給我的）之外，我和他只見過一面。

根據老友周運的日記和徐先生簽贈我的《吐火羅人起源研究》（昆侖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2007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圖一，圖二），我見到徐先生是在2012年11月26日（周一）。他來北京參加在中央民族大學舉辦的某個學術會議，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對面的維也納酒店。周運和我過去看他，主要是商量準備收進“六合叢書”第二輯的《編余問學錄》（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的出版事宜。我在下面摘引一下周運當天的日記：

11月26日周一

9點過點到國圖，存包。老高也到了。我們一起到維也納酒店929找徐文堪老先生。他是徐森玉的公子，老學者。徐先生給我們開門，看他因為腿腳不太方便。自己把帶來的書送他。老高帶了兩冊《啟真1》。徐說他來民大開會，等把一些稿子準備齊，再交。有些沒有電子版，就把文章復印件寄過來，我們這里錄入。因為《漢語大詞典》第二版要啟動，請了華建敏當主編。他下次還會來京開會。然后復旦劉震，還有許全勝都過來，跟老高見面。聊了半天研究情況。徐講了森玉老的藏書情況……

還說起在巴黎剛剛去世的老學者吳，60多年沒回大陸。有大陸學者去他家，熱情招待，人走后發現少了些書，就不再請讓你去家里了……

到11點，我和老高告辭出來，徐先生送老高的卓鴻澤的《歷史語文學論集》老高給了我。老高有事回家。

圖一

圖二

根據周運的日記，《編余問學錄》收入“六合叢書”最初是我向他（叢書策劃）和兩位主編（呂大年、高峰楓）提議的，徐先生初擬的書名是《夜讀偶談》。大概是出于這個原因，徐先生在書的《后記》中講述出版緣起時，還特意把我的名字放在了以上三位的前面。“在巴黎剛剛去世的老學者吳”指徐先生和我都非常欽佩的畢業于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的旅法東方學家吳其昱（Wu Chi-yu, 1915-2011）。何兆武（1921-2021）在給徐葆耕（1937-2010）的《釋古與清華學派》（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寫序時曾將其視作與陳省身（1911-2004）、王浩（1921-1995）、楊振寧（1922年生）等人一個級別的、能夠匯通古今中西的清華一系海外學人的代表。其實吳氏至少在1982年回過一次中國大陸，于當年6月10日與他的法國同事艾麗白（達·伊麗莎白［Danielle Eliasberg］）和戴仁（讓·皮德艾熱［Jean-Pierre Drège］）一起去敦煌莫高窟考察（魏錦萍、張仲編著《敦煌史事藝文編年》，甘肅文化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233-234頁），并非“60多年沒回大陸”。“卓鴻澤的《歷史語文學論集》”即《歷史語文學論叢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一書，可能因為我自己當時已經購置一冊，所以就把徐先生送我的轉贈給了周運。

我還記得徐先生這天曾經當面告訴我說，他最早知道我的名字，是看了我在《讀書》雜志發表的補白《Kern還是Kerot》（《讀書》2002年第6期，35頁）。我的那篇補白是為了給當時出版不久的《陳寅恪集·讀書札記三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9月第1版）中的“高僧傳初集之部”訂誤而寫的。限于當時的個人水平，雖然文章在大體上是說對了，但也存在一兩個問題。《高僧傳初集》就是梁慧皎所撰的《高僧傳》，也叫《梁高僧傳》，“初集”是金陵刻經處刻本，也就是陳寅恪在上面做批注的本子對慧皎書的稱呼。《初集》中的《鳩摩羅什傳》提到后秦國主姚興“故托意九經，游心十二，乃著通三世論，以勗示因果”，陳寅恪對此數句寫有如下的批注（60-61頁；圖三，圖四）：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頁一百六十五。

丁氏佛學大辭典頁一百八十五“十二因緣條”。

大乘法苑義林章卷二，十二分章。

Kerot之佛教概論頁七（英文版）。

（十二因緣）dvāda?ā?ga pratītyasamutpāda

一、無明avidyā 二、行sa?skāra

三、識vijñāna 四、名色nāma-rūpa

五、六處?a?-āyatana 六、觸spar?a

七、受vedanā 八、愛t???ā

九、取upādāna 十、有bhava

十一、生jāti 十二、老死jarā-mara?a

“游心十二”，據什公答姚興書，當指十二因緣言，見廣弘明集卷二十一。

圖三

圖四

這些批注與如何理解傳中提到的“九經”和“十二”有關。正如錄者陳美延先生指出的，丁福保《佛學大辭典》頁一百六十五指該頁的“九部經”條。陳寅恪的批注正是把“九經”理解成佛典分類之一的“九部經”。但是，“十二”指什么？陳寅恪的批注顯示他認為當指“十二因緣”，根據是收在《廣弘明集》里的鳩摩羅什（什公）答姚興書。但是，從他的批注又提到窺基《大乘法苑義林章》卷二的《十二分章》來看，大概他認為“十二”也可能是指與“九部經”有關的另一種佛典分類“十二分教”或“十二部經”。這個時候，就輪到我的補白登場了。

首先，我指出在陳寅恪批注中提到的某英文版《佛教概論》的作者Kerot應該是Kern的訛讀。Kern就是荷蘭印度學家Johan Kaspar Hendrik Kern（1833-1917），他的姓名經常被簡寫成Hendrik Kern，漢譯作克恩。他最為中國學者所知道的工作是和南條文雄（1849-1927）一起校刊梵語《妙法蓮華經》，獨自校刊梵語《菩薩本生鬘論》，以及將梵語《妙法蓮華經》譯為英語。其次，“《佛教概論》（英文版）”指克恩的英語名著《印度佛教手冊》（Manual of Indian Buddhism, Strassburg: Verlag von Karl J. Trübner, 1896；圖五），該書為德國印度學家比勒（Georg Bühler, 1837-1898）主持編刊的“印度雅利安語文學與考古學綱要”（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叢書的第3卷第8冊（III.Band, 8.Heft），有南條文雄校閱，立花俊道（1877-1955）翻譯的日譯本（《ケルン氏佛教大綱》，東亞堂書房，大正三年［1914］八月十五日初版）。第三，《手冊》頁七正是關于“十二分教”或“十二部經”的解說，在其之前也有對“九部經”的說明（圖六）。最近通過朋友得知，在北京大學東語系購買的陳寅恪藏書中的確有克恩的《印度佛教手冊》，此書現在仍然保存在北大圖書館（在我刊布的北大東語系陳寅恪藏書的殘目中沒有收進《手冊》，參看《北京大學東語系所購陳寅恪藏書殘目》，《中國文化》第52期，2020年秋季號）。《陳寅恪集·讀書札記三集》于2011年11月再版時，陳美延先生已將“Kerot”改為“Kern”（圖七）。商務印書館正在影印出版的“陳寅恪手稿集”（已出《陳寅恪手批舊唐書》一種）也會收進其手批的幾部高僧傳，到時我們就能更為直接地研究這批珍貴的學術史料了。

圖五

圖六

圖七

我的補白寫到這里可以說都是對的，但是我又對《印度佛教手冊》的版本多說了兩句，這一多說就犯了個大錯。在《印度佛教手冊》出版之前十多年，克恩曾用荷蘭語出版過兩卷本的《印度佛教史》（Geschiedenis van het Buddhisme in Indië, Haarlem: H. D. Tjeenk Willink, eerste Deel, 1882; tweede Deel, 1884）。此書有德國印度學家雅各比（Hermann Jacobi, 1850-1937）的德譯本（Der Buddhismus und seine Geschichte in Indien, Leipzig: Otto Schulze, erster Band,1882; zweiter Band, 1884），以及法國學者于埃（Gédéon Huet, 1860-1921）的法譯本（Histoire du Bouddhisme dans l’Inde, Paris: Ernest Leroux, tome premier, 1901; tome deuxième, 1903）。在于埃法譯本問世之前，由柯林斯（G. Collins）牧師法譯的導言和第一章（佛傳）曾于1881年至1883年間分四次發表于《宗教史評論》（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雜志。《印度佛教史》和《印度佛教手冊》是兩部不同的書。《印度佛教手冊》一開始就是用英語寫的，而《印度佛教史》則沒有英譯本。記不清是出于什么原因了，我當時竟認為《手冊》最早是用德語寫的，然后有英語和法語譯本，可能是把它當成并不存在的《印度佛教史》的英譯本了。

由于得知吳宓在哈佛留學期間也讀過《印度佛教手冊》，我最近還重新研究過這本書，并注意到一個細節。那就是《手冊》在出版時存在兩種版本。第一種版本在正文首頁上端印有德語的叢書名（并括注英語叢書名）、主編名和卷冊數“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Encyclopedia of Indo-Aryan Research）/Herausgegeben von G.Bühler/III.Band, 8. Heft.”，并在第1、17、33、49、65、81、97、113、129、145等頁的地腳印有德語的叢書名和卷冊數的簡稱（Indo-arische Philologie. III. 8.；圖八）。第二種版本是在正文首頁上端印有英語的叢書名（但不括注德語叢書名）、主編名和卷冊數“Encyclopedia of Indo-Aryan Research/Edited by G.Bühler/Vol.III, Part 8.”，并于以上同頁同處印有英語的叢書名和卷冊數的簡稱（Indo-Aryan Research. III. 8.；圖九）。出現這樣兩種不同的版本，可能是跟在英德兩語地區分別發售有關。陳寅恪的藏本就屬于前一種，我在補白里引用的印度德里1974年重印本的底本則屬于后一種。

圖八

圖九

與徐先生見面后不久，友人陳貽繹和唐均提出想把他們主辦的《中西文化交流學報》第5卷第1期（2013年7月）做成《徐文堪先生古稀紀念中西學論專號》（圖十，圖十一），我立即表示贊成，最后還被列為該期的三位執行主編之一，并根據《學報》提供的材料擬寫了《編者前言》。我不僅自己認真撰寫并提交了《拜寺溝方塔與山嘴溝石窟出土佛典刻本殘片雜考》（72-81頁）一文，還向友人約了以下四篇大作：

林磊（上海電視臺）：《徐文堪先生的書緣與人緣》（9-14頁）

鄭詩亮（《東方早報·上海書評》）：《我與徐文堪先生的幾次交往》（15-21頁）

葉少勇（北京大學）：《〈大乘經莊嚴論〉烈維本中所缺的三首偈頌》（218-224頁）

林磊（記錄整理）：《忘情于“不中不西之學”——徐文堪先生訪談錄》（248-256頁）

這本雜志印數不多，看過的人也少，所以在這里多介紹幾句。

圖十

圖十一

徐先生注意到我當時的興趣轉移到西夏文殘經的釋讀，曾多次向我提供西夏學方面的學術資訊。這里舉一個例子。他在2014年11月14日給我寫過一封信（圖十二），介紹法國語言學家向柏霖（Guillaume Jacques）的工作：

高先生：

電郵中提到的那位法國學者向柏霖（我可能打字時把他的名字打錯了），法文作Guillaume Jacques，學問確是很博的，除漢藏語外，阿爾泰語、印歐語、閃語都涉及，也寫過一篇關于吐火羅語的短文。他2004年的博士論文還是關于嘉絨（戎）語的，我記錯了。但對西夏語大約也有專著。現在附上他關于西夏語的短文，發表在《美國東方學會會報》（2010）上，聊供一閱而已。

專此，敬頌

大安！

徐文堪拜上

2014-11-14

圖十二

徐先生對最新學術資訊的緊跟，還可以從《上海書評》第五十一期（2009年7月26日）“海上書房”專欄刊出的對他的專訪《父親的照片下，滿屋書香》（劉林攝影，吳慧撰文）看出來。在專訪的“十問Q&A”環節左下方的照片中，展示了徐先生書房里的五本書，這些書都放在他那“一張看上去年代久遠的藤椅”上（圖十三）。雖然印出來的照片不算十分清晰，但還是可以辨認出放在最底下的是臺北史語所出版的《東南亞到太平洋：從考古學證據看南島語族擴張與Lapita文化之間的關系》（From Southeast Asia to the Pacific: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Austronesian Expansion and the Lapita Cultural Complex, ed. by Scarlett Chiu and Christophe Sand, Taipei: Academia Sinica, 2008）。它的上面是封面為英俄雙語書名的一本書或雜志，我只能認出英語書名里的“The Archaeologist”。

圖十三

再上面是并排放置的郝蘇民譯注解補的《鮑培八思巴字蒙古文獻語研究入門》的修訂本（民族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和德范克（John DeFrancis, 1911-2009）的《可視言語：文字系統多樣性的同一》（Visible Speech: The Diverse Oneness of Writing System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早在郝蘇民譯本的初版（《〈八思巴字蒙古語碑銘〉譯補》，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問世時，徐先生就寫過書評《蒙古學研究的一部重要工具書——〈八思巴字蒙古語碑銘〉中文譯補本簡介》（寫于1987年4月，《辭書研究》［雙月刊］1986年第6期［1986年11月］，100-106、137頁）加以推介。據徐先生寫的《阿爾泰學人物雜談》（《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第203期，2012年9月9日），照片里的修訂本可能是當時郝蘇民贈給徐先生的那本。

德范克是美國研究漢語的著名漢學家，他用新方法主編的ABC（Alphabetically Based Computerized）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的上海版（《漢英詞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及其袖珍版（《ABC漢英詞典［袖珍本］》，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以及ABC Chinese-English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的上海版（《ABC漢英大詞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的責編都是徐先生。

最上面擺放的是匈牙利突厥學家哈匝伊（György Hazai, 1932-2016）和德國突厥學家茨默（Peter Zieme, 1942年生）主編的《阿爾泰民族的語言、歷史與文化》（Sprache,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r altaischen Völker,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74），這是1969年于柏林舉辦的國際常設阿爾泰學會第十二屆年會的會議論文集。這五本書反映了徐先生對內陸亞洲語言、南島語系語言乃至一般語言學理論的廣泛興趣。

徐先生不僅密切追蹤最新的學術資訊，還盡一切可能在文章中表彰那些雖有真才實學但卻聲名不彰的學者。比如他寫的《狄庸教授與佛教語文學研究》（初刊于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姜亮夫 蔣禮鴻 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漢語史學報專輯》，總第三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184-188頁；《吐火羅人起源研究》［第二印，下同］，264-273頁），就特別提到王森（1912-1991）、張建木（張克強，1917-1989）和周達甫（周達夫、周達輔，1914-1989）的研究，并專門引用張建木于《現代佛學》（雙月刊）1964年2期（1964年4月10日，30-33頁；《張建木文選》，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32-41頁）發表的《祥金室雜俎（一）》一文中對季羨林觀點的質疑。

在給伊朗學家埃梅里克（Ronald Eric Emmerick, 1937-2001）和漢學家蒲立本（Edwin George Pulleyblank, 1922-2013）合著的《一件以中亞婆羅謎字書寫的漢語文書：關于晚期中古漢語和于闐語發音的新證據》（A Chinese Text in Central Asian Brahmi Script. New Evidence for the Pronunciation of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Khotanese, Roma: Is.M.E.O., 1993；Serie Orientale Roma LXIX［《羅馬東方叢書》第69種］）寫的書評（初刊于《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410-414頁；《吐火羅人起源研究》，306-312頁）中，徐先生特別提到周達甫于《現代佛學》1959年12月號（23-29頁）譯刊的西門華德（Walter Simon, 1893-1981）的論文《記漢藏對音本》（“A Note on Chinese Texts in Tibetan Transcrip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21 Part.1/3, 1958, pp.334-343），以及于《中國語文》1960年3月號（137-140頁）發表的勞寧漢譯，周達甫校閱的匈牙利學者陳國（Barnabás Csongor, 1923-2018）的論文《漢語輕音的歷史探討》（“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輕音Ch’ing Y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9 No.1, 1959, pp.75-83）。

我在最近五年發表的《王森的兩篇工作匯報》（《澎湃新聞·上海書評》2020年1月4日）《辨析〈金克木編年錄〉中的幾個片段》（《澎湃新聞·上海書評》2022年12月9日）《藏學文獻史四題》（《澎湃新聞·上海書評》2023年3月22日）《十七年有關藏語古代歷史文獻的翻譯和研究（下）》（《澎湃新聞·上海書評》2023年8月2日）《新見王森史料六種》（《國際漢學研究通訊》2022年第25期）《來自捷克的吐火羅語學者》（《讀書》2025年第2期）以及待刊的張建木專論等文，其實就是想根據檔案、書信、藏書等第一手材料對徐先生關注的王森、張建木、周達甫這一類學人，以及像陳國和捷克學者保哈（Pavel Poucha, 1905-1986）這樣不太為中國人所熟知的研究東方學的東歐學者的生平和學術進行更加徹底的考辨，借此探得今后前進的方向和動力。

正如我在《來自捷克的吐火羅語學者》（這篇文章就是為了紀念徐先生而寫的）中提到的，陳國與保哈一樣也曾于1950年代來華訪學。我在孔夫子舊書網買到過一封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致中央民族學院的公函（圖十四），就與當時正在語言所進修的陳國有關。從該函編號“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57）發文第215號六月廿六日”來看，知其寫于1957年6月26日。信的內容如下：

中央民族學院：

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厄特弗士大學進修講師陳國B. Csongor在我所研究中古漢語和現代漢語方言。他希望能向您院馮家昇教授請教一些關于西方、北方的外國民族（如回紇、突厥等）問題。如承同意，請通知我所什么時間前來為宜。陳國能講漢語（講得不太好）和英語，是根據中匈文化合作協定，由匈牙利派他來華進修的。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章

圖十四

我在同時拍到的還有中央民族學院收文處理專用紙一頁（收文普第字［案“第”“字”兩字印反了］275號87［案應作57］年6月28日），上面有民院的霍流對語言所上述來函的批示：“科研處辦 覆函說馮家昇等教授去新疆進行實地調查，最近不會回來。霍 6.28.。”（圖十五）陳國想向馮家昇（1904-1970）請教“一些關于西方、北方的外國民族（如回紇、突厥等）問題”，顯然與他當時正在進行的對古代漢語文獻中的突厥語譯名的研究有關。我想，如果徐先生能夠看到保哈和陳國的這些來華檔案，他一定會感到非常高興的。

順便提一句，埃梅里克和蒲立本的書已經譯成漢語出版（《梵書漢韻——晚期中古音的新證據》，余柯君、方思圓譯，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1月初版；圖十六），高田時雄寫序，徐先生的書評也被附在書后（161-168頁；圖十七）。

圖十六

圖十七

在上引徐先生寫給陸灝先生的信里，他提到其父徐森玉（1881-1971）研習法相唯識學并參與創立三時學會一事，并且特別強調了呂澂的學術成就不僅高于三時學會的創立者，傳統佛學研究的代表韓清凈（1884-1949），而且對佛教哲學的理解“又超越了一些國外主要具備語文學知識的佛學家”。眾所周知，徐森玉在佛學文獻方面有一個重要貢獻，那就是在1933年夏（8月9日至28日）赴山西省趙城縣廣勝寺鑒定新發現的金刻藏經，并商借其中的重要典籍尤其是與法相唯識宗有關者交三時學會據以影印收進《宋藏遺珍》的中集和下集。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影印《宋藏遺珍》之前，徐森玉曾先將金藏中的《因明論理門十四過類疏》單獨取出按原式仿真影印，分贈國內外學者和研究機構。在北平圖書館《圖書季刊》創刊號（第1卷第1期，1934年3月）的“新書介紹”欄，有一篇關于徐氏影印本《十四過類疏》的介紹和考證文字（46-47頁），作者署名“露”（圖十八，圖十九）。這篇書介根據疏文理路，認為其所解者雖為《因明正理門論》（唐玄奘譯）中的“十四過類”，然實系《因明入正理論》（唐玄奘譯）某疏之殘本，并據日本法相宗古德著述如善珠《因明大疏明燈抄》，藏俊《因明大疏抄》等書的引文以及《靖國續藏》（即《卍續藏》）中所收殘本，確定其為玄奘弟子莊嚴寺文軌《因明入正理論疏》（亦稱《軌疏》《莊嚴疏》）的殘本。唐末宋初時人不察，乃誤此《文軌疏》殘本為玄奘另一弟子慈恩寺窺基（即上文提到的《大乘法苑義林章》的作者）之手筆。承徐森玉研究專家柳向春先生提示，法宗（中國佛學院）和林世田（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曾于近期發表《徐森玉佚文〈因明論理門十四過類疏一卷〉新考》（《文津流觴》2024年第2期，126-130頁）一文，認為“露”就是徐森玉的筆名。

圖十八

圖十九

不過《新考》雖然提出了觀點，卻沒有列出任何像樣的證據。與《新考》的想法不同，我讀了書介后有點兒懷疑“露”是呂澂的筆名。理由有三。第一，雖然徐森玉服膺于法相唯識學的學理（承胡文輝先生提示，徐在寫給容庚的一封信中曾提到“寶［案徐森玉本名鴻寶］屢勸先生［案指王國維］研究唯識因明，每為動容”，參看《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館藏名人手札選萃》，商務印書館，2002年11月第1版，121頁，以及柳向春編《徐森玉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第1版，177頁），但他并不以研究見長，也沒有留下這方面的著作。但是書介的作者顯然是一法相唯識學的行家，熟悉中日兩方的古代因明撰述。在當時的民國學界，我感覺似乎只有出版過《因明綱要》（商務印書館，1926年9月初版）的呂澂具備這樣的學養，有能力寫出書介一樣的考證文章。第二，在書介發表前，呂澂所在的南京內學院已于1933年3月根據當時可以看到的資料復原并刻印了慧沼的《因明入正理論續疏》（二卷）和文軌的《因明入正理論莊嚴疏》（三卷），卷末附有呂澂寫的校記（呂澂在其《自傳》中提到“又編校木版佛典400余卷［一部分撰有凡例和校記］”，參看我的整理本《我的經歷與內學院發展歷程》，《世界哲學》2007年第3期［2007年5月2日］，78頁）。書介發表后，內學院又根據趙城藏本將一年前出版的三卷本《莊嚴疏》第三卷中涉及十四過類的部分加以改刻并擴充為第四卷，于1934年4月重新刻出四卷本的《莊嚴疏》（在三卷本原來的刊記中補刻了一句“卷三廿四至卅一，尋出古本，改刻作廢”，“古本”就是指趙城藏本），卷末也附有呂澂寫的校記。內學院刻印的這三部書（未經改刻的三卷本《莊嚴疏》比較稀見，關心佛典版本者應該多加留意）都與書介的內容密切相關，書介的文風也與校記近似。。第三，呂澂號秋逸，一作秋一，其師歐陽漸（1871-1943）又曾以“鹙子”稱之。黃懺華在《記金陵刻經處研究部——內學院之先河》中說：“師于同人中最推許秋逸，嘗以鹙子稱之。鹙子者，舍利弗之譯名，于釋迦門下為智慧第一者也。”（《歐陽竟無大師紀念刊》，內學院蜀院，1943年5月，紀念文錄部分黃文第4頁；圖二十）呂在早年文章中也用過“鹙子”這個號，比如他自藏譯所翻《觀所緣釋論》的初稿油印本就標以“鹙子初稿”（參看我整理的《支那內學院佛學史料三種》，《世界哲學》2010年第3期［2010年5月2日］，153頁及封三的彩色圖版）。在早期漢譯佛典中，佛弟子中“智慧第一”的舍利弗（?āriputra）曾被譯為“秋露子”（來源可能是另一個梵語名稱的?āradvatīputra）和“鹙鷺子”，“鹙子”就是“鹙鷺子”的簡稱（參看徐先生非常關注的兩位學者Seishi Karashima［辛嶋靜志，1957-2019］和Jan Nattier［那體慧，1949年出生］合撰的論文“Qiuluzi秋露子, An Early Chinese Name for ?āriputra”，《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年報》，平成16年度［2005］第8號，361-376頁）。歐陽以“鹙子”呼呂，除了視其為弟子中“智慧第一者”之外，可能還有同呂澂的長兄呂浚（1886-1959）號“鳳子”相呼應的意思。還有一種流傳較廣的認為呂澂號“鷲子”的說法，比如呂澂的學生高振農（1927年出生）給《中國大百科全書·佛教》（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寫的“呂澂”詞條（245頁）等，但“鷲子”恐是“鹙子”之誤。就像呂澂在《內學》年刊第一輯（1924年12月）中曾以“秋”字（“秋逸”“秋一”或“秋露子”的“秋”）署名寫過《〈俱舍論〉與〈雜心論〉之關系》等三篇補白一樣，他也有可能接受北平圖書館的請托就《十四過類疏》的影印本寫了書介，并在署名時從與自己的字號有關的“秋露子”中摘取使用了“露”字。只是在現有的呂澂著作和檔案文件中，卻從未見他“認領”過這篇書介。所以這篇文章到底是不是他寫的，還需要更硬的證據。

圖二十

另外，我還注意到日本佛教學者塚本善隆（1898-1980）寫過《作為佛教史料之金刻大藏經：特別關于北宋釋教目錄和唐遼之法相宗關系章疏》一文，最初刊于《東方學報》京都第6冊（1936年2月25日，26-100頁；我參考的是周運拍攝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后來又收進《塚本善隆著作集》第5卷《中國近世佛教史之諸問題》（大東出版社，1975年7月25日，91-164頁；感謝友人陳志遠提供此書）。此文雖然完稿于1935年（昭和十年）10月20日，卻是根據塚本于1934年11月在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做講演《作為史料之金刻大藏經與宋會要》的一部分刪補而成的。文內辟有專節介紹《十四過類疏》實為《文軌疏》的殘本（《東方學報》京都第6冊，71-73頁；《中國近世佛教史之諸問題》，131-134頁），其中特別提到：

此一點已經被林彥明師明快地論證了，在民國出版的《圖書季刊》一卷一期的新書介紹欄中，也有和林師完全相同的意見，可以參照（この點は、既に林彥明師によつて明快に論證せられてゐるし、民國でも圖書季刊一ノ一の新書介紹欄には、林師と全く同じ意見が述べられてゐるから參照せられたい）。（《東方學報》京都第6冊，71頁；《中國近世佛教史之諸問題》，132頁）

可惜的是，塚本的文章沒有給出林氏發表其論證的文章的題目和發表的處所。

林彥明（1868-1945）字楳樹，號歸堂，是日本凈土宗著名學僧，以研究唯識因明學著稱（上引《內學》年刊第一輯中呂澂以“秋”字署名所寫補白之一《〈顯揚論〉長行之作者》，就介紹過林氏在唯識學方面的著名發現），時任日本凈土宗大僧正勸學和日華佛教研究會理事長。根據徐森玉贈送東方文化研究院京都研究所的仿真影印本，林氏主持的日華佛教研究會于1935年（昭和十年）2月11日曾經刊行過一本《趙城金藏因明論理門十四過類疏（翻刻）》（圖二十一；這是我從孔夫子舊書網買到的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舊藏）。這本書由五個部分構成。第一部分為原刻卷首和卷尾的圖版。第二部分為《例言》，說明印書的緣起以及本書的編刊體例等，末題“昭和九年臘八記”，無作者名（圖二十二，圖二十三）。第三部分是《十四過類疏》的釋文，尾題“昭和九·一〇·一二 平井正戒、無垢品導生 校”（圖二十四）。校者平井正戒（1906-1945）是凈土宗僧侶，曾出版《隆寬律師之凈土教》（1941）。書出后即入伍，1945年5月29日戰死于緬甸。第四部分是《〈金藏疏〉與〈文軌疏〉之對照》，尾題“昭和九·一一·二四 吉水嶺光、高橋良和 校”（圖二十五）。校者吉水嶺光可能是與林彥明同一宗派的弟子輩人物，林氏所作《中國當今之凈土教義》（《日華佛教研究會年刊》第一年，1936年［昭和十一年］8月15日，1-9頁）一文就是由他筆錄的。第五部分是《關于〈金藏疏〉之考證》，尾題“昭和九·臘八稿”，無作者名（圖二十六，圖二十七）。值得注意的是，《例言》和《考證》均未署名，且都作于昭和九年的臘八日。

圖二十一

圖二十二

圖二十三

圖二十四

圖二十五

圖二十六

圖二十七

在《日華佛教研究會年報》第二年（1937年9月1日出版）“本會既刊出版物”一欄（302頁）列舉的四種出版物中，第一種就是1935年2月11日出版的《因明論理門十四過類疏（翻刻）》（圖二十八）。其介紹部分譯成漢語就是：

本會干事長林彥明師將北平三時學會徐鴻寶居士寄贈的金藏《因明論理門十四過類疏》影印本加以翻刻，并且又將從來被當成是慈恩所作的《十四過類疏》考證為文軌所作等等。

圖二十八

由此可見，《考證》（甚至《例言》）的作者就是林彥明。上引塚本文章復述林氏論證的內容和用語，也與翻刻本中的林氏《考證》完全一致。可能由于塚本做講演時（1934年11月），翻刻本（1935年2月）尚未正式出版，所以在介紹林氏論證時，自然無法注出文章題目和發表處所，再到后來將講稿刪補發表于《東方學報》時，也沒能根據已經出版的《十四過類疏》的翻刻本填補上有關的信息。據友人提示，翻刻本《例言》和《考證》的完稿時間昭和九年臘八日，有可能是借用舊歷的概念（臘八）指公歷1934年12月8日，也就是在《十四過類疏》釋文和《〈金藏疏〉與〈文軌疏〉之對照》的完成（1934年10月12日和1934年11月24日）與翻刻本正式出版（1935年2月11日）之間。

正如塚本所指出的，《圖書季刊》的書介有與林氏“完全相同的意見”。不僅論證近似，《季刊》的書介與林氏的《考證》在用語上也頗有一些相似之處。但是，塚本作為林氏的密切合作者（塚本當時是日華佛教研究會的主事，《日華佛教研究會年刊》的主編），并沒有在文章中強調《季刊》書介的發表早于林氏《論證》的刊出這一事實，他顯然是認為書介的作者和林彥明各自分別獨立地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值得注意的是，出版在后的翻刻本《例言》和《考證》并沒有提到《季刊》的書介，林和塚本也沒有去專門探聽一下書介的作者為何人。

最后，我想說說徐先生著作的目錄。上述《徐文堪先生古稀紀念中西學論專號》中刊布的《徐文堪先生著作目錄（1980-2013）》（257-264頁），涵蓋了他的論著、譯作甚至責編的書刊，可以說是比較全面了。但這還只能算是一次初步的嘗試，難免有一些遺漏和錯誤。我注意到，徐先生早年的某些作品似乎鮮為人知，就是看過的人可能也記不得他還寫過這類東西，比如目錄第二部分“論文、札記、書評等”著錄的第五種“《〈曹溪大師傳〉箋證》。［韓］金知見［主編］《六祖壇經的世界》，漢城：民族社（1989）”一文（258頁）。

主編此書的金知見（1931-2001）是韓國研究華嚴宗的著名學者，曾經創立大韓傳統佛教研究院。他為了促進國際間的佛教學術研究，聯合韓中日三國佛教界發起成立“國際佛教學術會議”，《六祖壇經的世界》（《六祖壇經?世界》，金知見編，民族社，1989年12月）一書就是作為1989年12月3日至5日在韓國木浦市的普賢叢林召開的第九屆“國際佛教學術會議”的紀要而出版的。書中收有不少中國大陸學者的文章，除了樓宇烈的《胡適禪宗史研究平議》（81-94頁；原刊《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3期，收入《世界》時于文末增一寫于1989年10月的“補記”，94-96頁），許抗生《禪宗與老莊思想》（1989年10月完稿于北京大學哲學系，97-104頁），季羨林《中國佛教史上的〈六祖壇經〉》（593-597頁；同文韓語版，599-607頁），楊曾文《敦博本〈壇經〉的學術價值》（從書末倒數35-49頁）之外，還有徐先生的那篇文章，不過正確的題目應該是《曹溪大師別傳校注》（529-571頁；圖二十九）。

圖二十九

在《中國文化》第32期（2010年秋季號）上，榮新江先生寫過一篇紀念文章《季羨林先生與書》（1-3頁），文中提到他曾三次向季羨林借閱“一些其他地方都沒有的書”，也就是不太常見的書。其中第一次借的就是《六祖壇經的世界》：

一次大概是在1991—1992年前后，那時我和鄧文寬先生正在一起整理敦煌市博物館藏本《六祖壇經》，在季先生家看到韓國金知見寄贈給他的所編《六祖壇經的世界》（漢城：民族社，1989年）一書，其中不僅有金知見的《校注敦煌六祖壇經》一文，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楊曾文先生的《敦博本〈壇經〉的學術價值》一文，文中附有敦博本《壇經》首尾照片，是敦博本原貌的首次公之于眾。所以，這本書是非看不可的，只好向季先生開口，并得到他的慨允，借了出來，還把相關的兩篇文章做了復制。我和復印的人商量，由我親手來印，不能壓得太重，免得損壞了圖書。

《六祖壇經的世界》大概真是不太常見，我在北京能夠使用的幾家圖書館中，只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一部。根據朋友幫我拍攝的照片，北大圖書館藏本書名頁右上鈐“季羨林藏書印”，可能就是當年季借給榮先生的那本（圖三十，圖三十一）。我沒有摸過原書的全本，但是我從孔夫子舊書網買到過徐先生論文的抽印本，抽印本的封面還有徐先生的親筆題贈（圖三十二）：

方正前輩先生教正

徐文堪敬贈 一九九〇年十月

圖三十

圖三十一

圖三十二

我想這個抽印本應該是簽贈給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陳方正（生于1939年）先生的。徐先生的論文并非排印，而是將他手寫的論文直接影印，這在全書當中是唯一的例外。徐先生竟然還寫過這么長的一篇有關禪宗史研究的論文，這是我以前沒有注意到的。這篇論文除了內容厚實之外，文字尤其雅潔，是我們寫文章時應該學習和效法的典范。

徐先生生前手寫過大量書信。正如陸灝先生的紀念文章所示，這些信寫得非常認真，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我相信，它們也可以算是徐先生作品的一部分。徐先生的老友梅維恒（Victor Mair）教授看到陸先生的文章后，于2025年1月13日在Language Log的博客上寫了一篇讀后感《一位來自并見證20與21世紀的書信作者》（“A Letter Writer of /for the 20th and 21st Century”）。據梅教授說，徐先生寫給他的手札大約有五百多通，而他回給徐先生的手札大概也是這個數目。如果能夠將徐梅二人這上千封的往來通信，以及已經影印出版的徐先生寫給羅國威的信（共八十八通，收于《思藻齋師友論學書札》，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4月第1版，177-267頁），還有未見全部刊行的榮新江（在《學恩深似海，情誼暖如春——悼念徐文堪先生》［2023年1月17日《文匯學人》］一文中，榮先生說過“我雖然沒有統計過，但他給我的信應當是學人中最多的，而且書寫工整，一筆不茍，內容更是滿紙學問，沒有任何費詞”）、陸灝等先生與徐先生的通信全部影印出版或錄文刊行的話，無疑將是研究中國學術史乃至東方學歷史的一大寶藏。

高山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