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細細勾勒，人人都是傳奇。“歷史縫隙里的人”旨在調動密匝的清代史料，打撈歷史夾縫中的跌宕人生。
發生在嘉慶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的“癸酉之變”，創造了中國農民戰爭史上獨樹一幟的“斬首行動”。當時，七十余名天理教徒在內廷太監引導下，從東華、西華二門突入大內，殺死四十一人，給自詡治世的清廷上下迎頭痛擊。從避暑山莊返京后的嘉慶帝痛心疾首，頒示《遇變罪己詔》，在自責德涼愆積的同時，怒斥群臣因循怠頑、忽悠為政，釀此漢唐宋明未有之激變。
事實上，攻入禁城只是這次天理教“白洋應劫”行動之一，因其激進性與戲劇性成為歷史談資。與之相呼應的，是以河南滑縣為大本營的豫魯直三省聯絡起事。九月初七至初十數日間，河南滑縣、直隸長垣和山東定陶、曹縣四座縣城先后陷落。起事教眾縱囚戕官，四縣文武官吏及其親屬、幕友被殺者甚多，城鄉紳民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焚掠波及。
與沉浸在承平幻夢中，被突襲得手的皇城及滑、長、定、曹四縣不同，山東濟寧州所屬金鄉縣雖然也被起事者預設為攻擊目標，一度危如累卵，卻最終孤城自守，官民平安，且提前遞送出天理教教首劉林（即林清）與太監往來，欲趁皇帝秋圍時在京舉事的重要消息，成為林清就獲的核心情報。
金鄉的卓爾不群，被歸功于署理知縣吳堦消禍于未萌的制變之才。這位年近六旬卻從未得過實缺的小縣下僚，給身處情緒黑洞的嘉慶帝帶來極大慰藉——雖然王公重臣尸位素餐，致使“逆黨”圖危社稷，但在王朝的最基層，畢竟有吳堦這樣的賢牧令勇于任事，讓他看到“臣能盡職，民悉無辜，上天垂佑，錫以豐年”的統治微光。（颙琰《御制天人交感說》，《欽定平定教匪紀略》卷首）一年后，升任曹州知府的吳堦進京覲見，嘉慶帝迫不及待將其召入宮中。得知他因為守城過勞，導致喉嚨喑啞未愈時，皇帝感同身受，慰諭至再，湊成一幅患難君臣遙相知遇的感人畫面。（宗稷辰《吳曹州家傳》，《躬恥齋文鈔》卷九）不過，在隨后的宦途中，吳堦并未如旁人預想，靠著皇帝寵褒步步高升，建節開府。這位以王陽明為楷模的能吏，制變雖有奇謀，處常卻難容于儕輩，在知府任上屢遭處分，郁郁而終。其曲突徙薪、力保危城的傳奇經歷，也遺憾湮沒于大眾的歷史記憶之中。
虛負凌云萬丈才
吳堦字次升，出生于江蘇武進一個中落的縉紳家庭。曾祖吳馮栻是清初翰林，父親吳炎雖有舉人功名，但在他年少時就已過世，使之落入孤貧處境，難以專注科舉考試。乾隆四十年（1775），十八歲的吳堦獨走京師，向做官的父輩親友尋求進身門路。很快，他得到王昶、朱筠等名宦的激賞，居其家館之中，研習文章制藝，并及經世之學。
乾隆四十九年，吳堦同江南地區的眾多名士一起，在蘇州迎候第六次南巡的乾隆帝，獻上頌圣辭賦。迎鑾獻賦，是乾隆年間不少大學者的發跡開端，譬如錢大昕、王念孫、陸錫熊、程晉芳等，都在召見考試中名列一等，或特賜舉人功名，或直接授予內閣中書官職。吳堦此行雖止于二等，僅有文綺之賜，但也足以在士林中高抬聲價。可惜，聲名學問不能兌換成躋身官場的門票，他在順天、江南兩闈先后參加了十一次鄉試，無一不告落榜。
幸而吳堦并非屑屑于章句的腐儒，他一向留心實務，對奏議律令、軍政河工諸事都格外關注，又出于生計考量，將游幕與應考穿插進行，周旋于南北各省之間。乾嘉之際，川楚五省白蓮教起義風起云涌，各地軍務倥傯，督撫中如畢沅、姜晟、陸燿等聽聞此人既富文采，又能知兵，遂爭相將其延聘入幕，代為起草章奏軍報。基于這樣的經歷，吳堦成了炙手可熱的“名幕”，積蓄也日漸充盈。
不過，對于清朝士人來說，入幕佐治當師爺，哪怕已經做到督撫上賓、名利雙收，到底是為他人做嫁衣的職業，實不及科舉為官來得揚眉吐氣。既然正途無門，吳堦罄盡資財，在戶部捐納了知縣職銜。然而嘉慶年間各省官多缺少日甚一日，捐納班次排在末流，想要補一實缺更是難上加難，只有四處“投效”“需次”，爭取資歷。是以他先到南河工程效力二年，而后被發往山東試用知縣。在山東期間，吳堦得到署理聊城、郯城兩縣的機會，他任職郯城雖僅三個月，但政績頗佳，官運隱有上升的勢頭。豈料又遭母喪，不得已中止一切公務活動，回到武進老家守制。
在吳堦的墓志銘中，老友陸繼輅將他科場失意、仕途艱難的前半生描摹殆盡：“久之，南河大工需人，君將往投效，余及徐君準宜、莊君曾儀、丁君履恒攜酒脯餞之，飲次，君泫然曰：‘仆以辭賦竊譽，誠過當，然猶善制舉文，雖諸君不吾知，知之者獨伍堯學士法式善耳。’因出十一科落卷，呼其子孝釗至，使藏之。”眼看少年同學“或外擁節麾，內參機務，下者為廉能吏有聲”，吳堦內心因懷才不遇而壓抑痛苦，在外則以落拓不羈、揮金如土示人。他做幕友時，囊橐寬裕，遂乘車馬衣輕裘，有豪士之名。捐納官銜后家計空乏，卻愈加笙歌宴飲，奢靡自恣。不但欠下巨額債務難以償還，還落得人言嘖嘖，眾口交謗。想到老友大半生襟抱難開以至于斯，陸繼輅感慨萬千道：“君負才名，三十年顛躓坎壈，愛憎之口互有異同，而卒能自見如此，然則瑰奇之士固非目論者所得而測識邪！”（陸繼輅《山東曹州知府吳君墓志銘》，《崇百藥齋文集》續集四）
孤城何啻累卵危
嘉慶十八年，時勢將五十七歲的吳堦造就成英雄。丁憂服闕后，他回到山東官場，先于六月間作為巡撫隨員，到臨清催趲過境漕船。這一次短暫接觸，讓他贏得巡撫同興的賞識，隨即被面委重任，署理金鄉知縣。彼時同興接到多方密報，稱金鄉有匪徒夜聚晝散，圖謀不軌。原任黃知縣在省城辦事時暴卒，非能員干吏斷難膺此重任。
七月二十日，吳堦懷揣巡撫交付的訪拿名單，到金鄉履任。下車伊始，他先拜訪了本邑縉紳領袖、致仕道員張體公。談到地方情形，這位見多識廣的老官僚憂心忡忡，告知本地天理教傳播勢同燎原，近來教首崔士俊等連日聚飲，縣衙差役、綠營兵丁也多往赴會。居民中稍具資財者，都有攜帶家眷外出避禍的打算。當晚，巡撫事先派駐金鄉的密探左壽寧前來與吳堦會合，并印證了張體公的說法，又稱前任官遇事張皇，打草驚蛇，致使許多教黨頭目出逃隱匿，難以捉拿。
鑒于此，吳堦一面在全縣貼出告示，聲稱本邑并無教匪，禁止民間誣告；一面甄別縣衙差役，擇其精明干練且與教無涉者，采取偷襲戰術，在接下來的半個月內，秘密逮捕包括崔士俊在內的教黨頭目二三十人。崔士俊頗有才能，在金鄉威望甚高，又同河南滑縣的天理教領袖李文成等廣有聯絡。其人就獲，金鄉教眾群龍無首，縣城最終得以固守，與此大有關系。
經吳堦初審得知，本縣教徒均信奉崔士俊所傳“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字口訣，每日早午晚面向太陽跪誦數十次。聲稱本年八、九月將有白洋大劫，劫來時亂刮黑風七晝夜，信教者臨時各給“奉天開道”小白旗，可以免禍，不信教者一概死亡。
如果僅以巡撫交付的訪查名單為限，吳堦的任務至此已基本完成，只要將各犯平安解送省城，一個知縣實缺唾手可得。然而在審訊中，他敏感嗅到比金鄉傳教更大得多的統治危機。因為有教徒供稱：在本地教首崔士俊之上，還有朱成貴、徐安國，乃至總教頭等各級首腦，傳教范圍南至黃河，北至燕京，教眾有數萬之多。總教頭姓劉名林，住在近京二三十里之內，素與太監來往。今年本應八月過劫，后改為九月間云云。收集到這些消息的吳堦極為憂慮，即刻飛稟巡撫稱：
所甚慮者，該犯等均供過劫在八、九月間，計其時正當秋狝事畢之候，保無實有奸民在于近京地方潛匿。且外間有傳言，山東有一二十處同時聽令舉動之說。若以現在斂錢誦咒而言，僅止妖言惑眾，其事尚小，倘此外訛言萬有一分之實，則關系何等重大！職終夜彷徨，寢不安席，不敢更避忌諱，謹以密陳。伏求大人一面嚴刑專究崔士俊，冀可盡得實情；一面或酌致步軍統領衙門，密查近京二十余里有無小地名云城地方，有無姓劉名林之人，是否與太監來往。寧使職以訛傳訛妄瀆憲聽，不可使巨案不實不盡掛漏重情。（吳堦《八月二十三日撫軍稟內夾單》，《金鄉紀事》卷二）
吳堦到任一月，便將案情“愈辦愈大”，不但在本縣大張旗鼓募集壯丁、力行保甲，還派遣差役越境拿人。這與官場中大事化小、明哲保身的常規做法大相徑庭，遭到上司同僚集體反感。除巡撫同興外，各級官員或嫉惡唾罵，或非笑訕謗，其素日交好者，也不免寫信規勸，建議他略加收斂。回憶起這段腹背受敵的日子，吳堦有個生動比喻：
其時禍亂未萌，群疑眾謗，物論沸騰。及至曹、定有變，而禁城未事之先，尚有以金鄉激變為言，歸罪吳堦者。若非撫臣同興一人主持，不為眾論所搖，幾不能始終其事。竊為人臣致身，猶犬馬之報主。吳堦以微末小臣，在于國家譬諸巨室一守夜犬耳。中宵寇盜猝興，盡室酣眠不覺，此犬嗥以南北、嗥以東西，冀人之夢或一醒，起而設備。乃呻吟囈語者方共怒其狺狺，或且投之以杖。幸有一主人察其怪吠有由，乘墉外瞭，乃見寇已四集，亟起而為之備，得使全賊不能乘垝逾垣，卒就擒滅。（吳堦《金鄉紀事》卷首）
守夜犬無故狂吠，閉目塞聽的鄰居嫌憎尚且不及，自然不肯扶持幫襯。譬如吳堦得知崔士俊之師朱成貴現在曹縣扈家集聯絡反叛，便命差役帶著協查文書，投請曹縣知縣姚國旃秘密抓捕。姚國旃不以為然，將公文交給幕友，按照常規行政流程，壓擱不辦達十天之久。以致朱成貴聞訊逃走，半個月后成為攻陷定陶的主將。
山東金鄉文峰塔
力挽狂瀾資砥柱
暴風雨前的靜寂維持不過十幾天，到九月初九日，金鄉西葛村開染坊的高光貴忽然跑到縣衙首告，說老伙計程明修昨天來告訴自己，初十日午后本縣必將大亂，要自己把家眷領到他家避難，他家現有白旗，可以免劫。
吳堦聞報極為警覺。在金鄉，所謂朝廷駐軍，只是一名把總率領的十幾個綠營兵，無法應對任何突發的武力攻擊，唯有就地整合資源，全力自救。他一面飛檄鄰近各州縣一體防范，一面與幕友等假借重陽登高之名，巡查四門雉堞，規劃守城方案。隨后又趕到德高望重的縉紳張體公家，告以形勢緊迫，懇請其出面動員縣城居住的百余戶紳士，每戶出丁一二人，自備器械，一旦鳴鑼告警，立刻聽官府調遣，分頭守城。回署后，吳堦又將三班衙役，并先前招募的壯丁，共一百二十余人集合起來，從府庫中取出殘舊鳥槍、大刀充作軍械，宣布三天之內一切公務停辦，所有人員在縣衙吃住，待命備戰。當夜，直隸長垣、河南滑縣殺官劫獄的消息傳來，與高光貴之說兩相印證，令吳堦確信，作為父母官，他馬上要與這座城垣殘破、武備極為匱乏的小縣城一起，迎來生死存亡挑戰。
因為沒有接到上憲命令，初十日，處在臺風眼中的金鄉城還不能閉門戒嚴，只由縣衙派出幾十名差役沿街巡邏，并挨家挨戶告知居民，發現有面生可疑之人要馬上報官。午飯后，倦乏已極的吳堦在后堂假寐，忽聽幼子驚呼：“教匪多人持刀執旗，反入大堂矣！”隨后就見眾多差役撕扯著一僧一俗兩個兇悍男子跌跌撞撞而來，白旗利刃赫然在目。吳堦急命差役將二人腿骨打斷，然后審訊。
僧人法號清方，另一人名趙廷三，都是金鄉本地的天理教骨干，此外同來者還有一人名蘇景海，系清方親弟。其伙黨原擬午后三五相伴，陸續進城，夜間在城內集結，殺官放火，劫獄屠城。清方三人按計劃進城后，先到縣衙對面的茶鋪吃茶。茶鋪主人名叫柳甸華，有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兒，為客人斟水倒茶。女孩見三人衣著肥厚異常，領口處隱有兵器在內，遂告知乃父。柳甸華開店前曾充差役，族人柳志學現為捕快頭領，是以頗為敏銳，聞言即到縣衙密告，邀柳志學率眾查看。見有官差前來盤詰，三教徒掙脫奔走，撕扯間衣襟大開，內藏的白旗刀械也顯露出來。清方、趙廷三被登時扭送到縣衙大堂，蘇景海一路奔至城北門后遭擒。
訊問清方等口供得知，此時入城教徒人數尚少，是以吳堦令將四門關閉，請各紳士率領家兵登城守護。當夜，金鄉四城舉火，大張聲勢，原本潛伏在城南的數百名起事教徒見城中有備，只好暫時散去，縣城驚險地躲過一劫。同一天，山東省內曹縣、定陶二城陷落。那位不肯配合吳堦捉拿朱成貴的曹縣知縣姚國旃，被沖入縣城的天理教徒戕殺，隨同在署的親屬、幕友、奴仆二十八人一齊遇難。幕友吳星萃年過七十，恰與吳堦同宗，他先力諫姚國旃抓捕朱成貴，城破之后又挺身出斗，遭到教黨仇視，被亂刃分尸，死狀最為慘烈。
想到曹、定兩地萬余教眾或有東犯金鄉之舉，吳堦一面向巡撫飛書求援，一面會集縣城紳士，將城垛守衛、后勤補給、軍報傳遞、敵情偵查、搜捕城內奸細等事逐一布置。十三日，他率領全城軍民到城隍廟祭拜誓師。一時間，男子情緒激越，聲淚俱下，大有眾志成城氣魄。婦女則尋覓繩布，做好城破后自經殉節的準備。城內氣氛凄厲悲壯，城外也空前緊張。吳堦派人到各鄉村鎮張貼告示，命令小村百姓遷往大村居住，大村鄉民各自團練，首告或擒拿賊匪者重賞。
接下來的幾天里，隸屬山東巡撫與河道總督的馬步官軍五百五十名陸續趕來救援。危如累卵的金鄉城雖然有了救命稻草，但仍不乏蹈入絕境的可能：一者省內眾多州縣告急，甚至有首府濟南遭到圍困的消息傳出。為數不多的綠營兵被四處征調，帶隊將官往往同時接到多頭命令，攻守防堵，疲于奔命。后續救兵不能按期趕到，現有官軍隨時會被調走，吳堦只能不斷向巡撫同興報告金鄉困境，泣血懇求駐縣之兵止可議增，萬難議減。二來金鄉起事武裝攻城未果，但已在城外焚掠村莊十余處，每天裹挾男女老幼數百人，勢力越來越大。如果再與別處會合，金鄉縣城就算有官軍駐扎，仍然難以固守。
在這種情況下，吳堦擬采取先發制人，以剿固守戰術，主動出擊。但武將中官位最高的參將齊國珍并不買賬，推言奉命守城，不肯交戰。吳堦轉而慷慨陳詞，激勸滿人游擊海凌阿。海凌阿為其所動，代向齊國珍關說，最終達成共識。十六日，海凌阿等人帶馬步兵、鳥槍手一百多名出城突襲，斬敵八級，繳獲騾馬器械無算。此役雖非大勝，但出敵意料，迫使其倉皇敗退，此前被裹挾入伙的鄉民也趁機哄散回家。當夜，吳堦又派出熟悉鄉間地形的差役，潛入敵軍首領聚處，進行定向抓捕。此后三五天內，各鄉保甲、團練將本村逃回教徒捆縛送官者更是絡繹不絕。吳堦對起事骨干隨審隨辦，到九月二十五日前后，金鄉的社會秩序逐漸恢復，人心趨于安定。所謂“大局肅清，雖不免尚存伏莽，但使曹賊不東，本境可保無事”。
很快，七十余名天理教徒于九月十五日沖入禁城的消息傳至金鄉，而山東巡撫關于京師左近有天理教教首聯絡太監，意圖謀逆的密折，恰在此前一天送到嘉慶帝手中。兩天后，步軍統領英和參照密折描述，將居住在京郊宋家莊的林清拿獲。最早提供情報的吳堦功不可沒，從被大小官員嫌憎咒罵的狺狺狂徒，一躍成為“沉幾識變似李鄴侯，轉危為安似張忠定”的奇偉先知。（周廷森《金邑紳士公祝壽序》，吳堦《金鄉紀事》卷四）
不過，“自初十日變起以來，調度守御，審鞫賊匪，羽書條教皆出手裁，早晚登城日凡三四，目不交睫者十數晝夜”的吳堦此時已經精疲力竭。他的疝氣舊疾復發，腹部劇痛，又喉音喑啞不能發聲，無法繼續承擔繁重工作，不得已向巡撫暫請病假。作為一省之長，巡撫同興陷城失地，原本罪在不測，幸而吳堦為其挽回顏面，自然有求必應。很快，他命接任知縣袁潔帶著自己的親筆信與二百兩白銀，交給吳堦作為慰問，又特意派出十人馬隊，保護其前往曹州大營養病。驚魂初定的金鄉紳民聽說吳堦即將卸事，立刻奔走相告，城內居民擁入大堂，城關及近郊百姓環叩城門，眾口一詞，堅請留任。吳堦深為感動，遂又致書巡撫，懇請交印后仍留金鄉，協助新知縣處理善后事宜。
十月間，山東境內的起事武裝被清剿殆盡，各州縣戒嚴解除。巡撫同興在捷報中開列立功人員名單，稱贊吳堦“事前獲匪首、發逆謀，后又剿賊守城，稱為忠誠能事”，提議將他升授曹州府桃源同知。皇帝準其所奏，并將通常只有王公貴胄和高級武官才能佩戴的孔雀翎賞賜吳堦，以示榮寵。
既然欽命下達，哪怕紳士多次攀留、百姓反復泣告，吳堦也不得不與舊任作別。十月二十八日辰時，署理金鄉知縣九十七天的他登程赴桃源任，全城百姓沿途哭送，從縣衙門前直排到城郭以外。面對生死與共、患難相隨的金鄉父老，性情中人吳堦也傷感得難以自抑，他將遞到眼前的送行酒各飲半觴，直喝得酩酊大醉才算罷休。
壯志未酬身先死
嘉慶十九年五月，升任同知僅半年的吳堦又得到同興保舉，署理曹州知府。吏部引見時，嘉慶帝對他格外禮遇：“甫入都門，上急欲見之，詢大臣曰：‘吳堦來未？’大臣以告特旨，令即日入見。又翼日召對金鄉戰守顛末，獎勵優異。”
雖然年躋耳順，但“大吏重之，天子嘉之”的紅火局面，讓吳堦成為山東官場炙手可熱的明星——在許多人看來，他很快就會被破格晉升為布政使、按察使一級高官。不過，此時的官僚體制已經十分頑固，嘉慶帝也沒有乃祖乃父一言升黜的魄力，難以使吳堦這樣扶危定傾的偉烈之才三年五載開府一方。然而力挽狂瀾的成功經歷和“結主知”的特殊際遇，激發了吳堦強烈的使命擔當與自我認同，首先表現為近乎苛刻的道德追求——這位曾經“揮金錢，盛?會，飛騰綺麗以自遨放”的落拓豪士，為了給治下官員做出廉潔表率，變得“敝衣惡食，深自刻厲”，成為苦行僧式的嚴正清官。吳堦對公事的勤勉也遠超常規的職務要求——他親自撰寫幾乎所有重要公文，而不肯像絕大多數地方官那樣假手幕友，即便嚴寒酷暑、疾病纏身也是如此。
曹州府民風彪悍，一向被視為“盜藪”。加之連年旱災、戰爭蹂躪，民間凋敝不堪。吳堦上任后，效仿王陽明治理贛南的做法，力行保甲連坐。每州縣編制檔冊，十家一牌，十牌一保，由牌長、保長負責所轄民戶的善惡勸懲，無事守望相顧，有事稽查報官。選民兵為團練，蠲其徭役，由官府組織，農閑習武，用以緝捕盜賊，捍御可能出現的反叛力量。此外開設義學，定期向底層民眾講解《圣諭廣訓》。他親自撰寫勸善文字，在民風悍健的菏澤、定陶等縣宣傳尊君親上、節財息訟、禁賭戒斗，將基層政府不甚重視的“教化”工作置于重要位置。又號召地勢低洼、土地貧瘠的單縣、巨野農民減田開溝，宣泄積水，恢復地力。在隨后的數年里，曹屬各縣連獲豐收，社會治安得到較大改善，吏治清肅為山東十二府州之最。
事實上，這一系列措施的強制推進，全靠吳堦不屑群疑眾謗的孤臣作風。他對下屬考績嚴格，卻格外回護，曾因對巨野、菏澤兩知縣的處分不滿，要求“自后曹屬州縣聽府甄別”，令同僚咋舌。對于上司，吳堦態度強硬，意見相左時不肯屈就，往往多次辯駁，堅持己見。嘉慶后期，山東地方疲敝，各府州縣虧空甚巨，左支右絀仍難以填補。撫藩重臣遇到朝廷催繳，但求彌縫上意，驅使屬員盤剝百姓以為計。唯有吳堦追根溯源，大發議論，令當道者極為不悅。
在曹州府任上，吳堦雖然始終得到皇帝垂注，卻不能免于官僚集團內部的“面譽背憎，讒惎交訌，遇事多掣左右肘”。嘉慶二十三年后，他屢次因失察所屬州縣案件受到處分，到二十五年，又面臨落職風險。嘉慶帝先特旨命其仍留原任，覲見時再加以寬慰，每有山東大僚進京述職，又必定問及吳堦近況。然皇帝的惓惓至意也僅能為他保住官位，而難以成其志業。道光元年（1821）六月，已經身患重病的吳堦再度獲咎，被交部議處，八月初四日郁郁終于曹州任所，終年六十五歲。
以薦舉左宗棠著稱的咸同名宦宗稷辰為吳堦作《吳曹州家傳》，發出庸碌之世難容制變之才的感慨：
天為國家生制變之才，益之應變之學。其處常也無異儕輩，一旦遇緩急，隱然以一介士為天下之所倚重，斯其人豈偶然哉？……君之倉卒定變于危城之中，蓋得于陽明者，素也。使盡其才，齊魯不足安。乃以兩朝篤眷之人，而不獲慭遺以宏其事功，命數之奇，即天有不能自主者。彼庸情之惡直丑正，又何足深責哉？
吳堦生長于承平日久、論資排輩的乾嘉年間，因科舉考試成績不佳，抑塞數十年而不能得其位。他的智勇才略，僅借天理教突發事件曇花一現，隨著戰爭平息，又很快與世相乖，湮沒無聞。事實上，這類剛介絕俗、長于制變的人物，注定要在特定時代發揮作用。若再晚生一個甲子，他也未嘗不能與書生典兵，卒為名將的左宗棠、彭玉麟一樣，名標史冊，并峙交輝。